深度长文:大国开放

诡异的汇率

2018年4月份以来,本币汇率大幅度贬值,从最高的6.237贬值到7附近,市场十分关心它是否会破7 。更加诡异的是,我们今年有大量的贸易顺差。

根据官方数据,截止10月份,我国贸易顺差累计金额达2,542亿美元。

一方面,积累了巨额的当年贸易顺差,另一方面,本币大幅度贬值,真是咄咄怪事。有一些人的解释也很简单,剧烈的贸易摩擦。

如果我们相信预期变动对汇率起了很大的作用,那么,这个解释尚能说服我们:贸易摩擦对汇率预期的影响太大,以至于造成本国货币在当年有巨额贸易顺差的情况下仍然贬值。

可是,如果我们更加强调实际交易的力量,这个解释就有点牵强了。然而,如果我们不把视角局限于贸易账户,把视角转换到资本账户,甚至更进一步,不仅仅关注流量,更加注重存量结构,一切问题会豁然开朗。

收入增加下的去杠杆

中国国际投资头寸表是一张存量表(资产负债表),上面包含了很多重要的信息,1、外国人来我们这里投资了多少(负债);2、中国去国外投资了多少(资产);3、其中,有多少资产可以快速变现的——储备资产(流动资产)。

与此同时,另外一张表——中国国际收支平衡表——与之遥相呼应,我们可以把这张表看作一张流量表,其中,贸易顺差是一个很关键的指标,代表了收入。根据收支平衡表,我们知道,2018年二季度本国贸易顺差902.6亿美元,即收入项902.6亿美元。

所以,把“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结合在一起,我们可以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利润是在增加的,负债是在减少的,正负抵消,所以,总资产变动不大——即营业利润抵消了负债的萎缩。

关于这一点,作为流动性账户的储备资产项,也有所体现,二季度减少了299亿美元。

于是,我们从交易的角度上解释了“巨额贸易顺差和本币大幅贬值同时发生”的怪异现象——因为其他原因造成的国际资本流动的规模更大。

资本国际流动

那么,国际资本流动的原因又是什么呢?有两种解释,一种解释是利率方面的,美联储快速加息抑制通胀,但中国并未采取跟随的货币政策,外紧内松制造了本币贬值的压力;另一种解释是经济方面的,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人力成本大幅度上升,一些劳动密集型的产业会逐渐地由中国转到人力成本更便宜的东南亚国家。

这两种解释都很有道理,但也存在细微的差别,国别货币政策差异的影响往往是短期的,而产业转移的影响却是长期的。所以,如果说本币存在长期的贬值压力,那么,一定是来自于产业转移等长期因素。

那么,产业转移又是如何传导到汇率的呢?传导路径主要有两条。如果这些企业是外国企业,产业转移会导致负债项的变动——负债端的直接投资项减少,外汇储备减少,表现为去杠杆。如果这些企业是本国企业(福耀玻璃去美国办厂),会导致资产项的变动——外汇储备减少,资产端的直接投资增加,资产负债表规模不变。

虽然二者都会造成外汇储备规模的下降,但资产负债表的规模不一样。

开放程度与汇率

除了国别货币政策差异和产业转移,还有什么因素会影响汇率?开放的程度。这个因素十分重要,但往往会被大家忽略。

怎么定义开放程度呢?一个十分简单明确的办法就是看持有本币的外国人能投资哪些领域:汽车领域能不能投?金融领域能不能投?铁路、能源、电网领域等能不能投?诸如此类。如果一个国家非卖品的领域占绝大部分,那么,这个国家的开放程度就是低的,他的货币的价值相对较低。

这就如同一个商场的代金券,能兑换少数商品的代金券不如能兑换所有商品的券值钱,更不如在所有分店全流通的券值钱。

根据上述逻辑,我们可以把一个国家的行业分为外资可投行业和非卖品行业,显而易见,在这个框架下,汇率受两个因素的影响:1、外资可投行业的景气度,如果不景气,可能存在产业转出,本币贬值;2、非卖品行业的开放程度,如果开放程度扩大,本币升值。于是,我们可以作出下图:

通过上图我们可以总结出以下两条规律:

1、我们可以通过扩大开放稳定币值

2、在低开放程度的情况下,我们需要更高的经济增长,更好的外资可投行业景气度来保持币值,但在高开放程度下,则没有这个必要。

大国扩张

2013年9月和10月,中国分别提出了建设“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合作倡议,统称“一带一路”,表达了发展中大国走出去的诉求。具体落脚点就是中国的金融资本和产业资本走出去。在中国国际头寸表上,则表现为中国海外FDI的增加。

这种增加不可能无中生有,需要资源的支持。主要来自三个方面,1、通过贸易顺差带来的收入——赚来的钱;2、外国人来华进行FDI投资——借来的钱;3、通过人民币的国际地位融资,比如,在海外直接用人民币投资,我们的资产项增加FDI投资,负债项增加外国债权投资。

当前,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货币的国际地位有待提高,第三条路限制很大。所以,我们只能依赖第一条路和第二条路。然而,今年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又告诉我们,随着民粹主义和反全球化势力的兴起,国际贸易争端频发,第一条路也荆棘密布。

当下只剩下第二条路可以走——要走出去,必须要引进来。只有同时走出去引进来,扩大国内外资源交换,才能进一步提高人民币国际地位,第三条路才会变得越来越好走。

所以,中国必须扩大开放,正如习近平主席在最近召开的进博会所说,

今年4月,我在博鳌亚洲论坛年会开幕式上说过,过去40年中国经济发展是在开放条件下取得的,未来中国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也必须在更加开放的条件下进行。我多次强调,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

尽管保护主义、单边主义抬头,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体制受到冲击,但中国仍然坚持开放之路,作出最为现实,符合历史潮流的选择。冷战思维,闭关锁国,只会让中国的战略发展空间更加逼仄。

中西分歧

诚如美国前财长亨利-鲍尔森所言,西方国家在经济方面对中国有很多诉求,尤其是开放方面,

美国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领域一事上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但在中国入世贸17年之后,在很多领域,中国还是没有对外开放。合资和股权比例的限制依然存在。除此以外,在贸易和外商投资领域还有技术标准,政府补贴,办理许可证和管制等非关税壁垒。

中国和西方在“中国继续扩大开放”这个大命题上是有共识的,也有极大的共同利益,但是,在具体落脚点上,却有很大的分歧:1、西方忌惮中国在发展中国家的扩张;2、西方希望中国放开某些国企专营的领域。因此,一方面西方国家制造了很多贸易摩擦,另一方面他们对中国国企有诸多不满。

前一个矛盾较好解决,因为问题更多的局限于经济领域。后一个矛盾就很难达成共识,因为后者涉及到意识形态。

结束语

综上所述,把最近中美之间发生的一些不愉快单纯地归结为修昔底德陷阱,无疑是一种极为草率和偷懒的做法。中美之间(或者说中国和西方)的矛盾不仅仅是经济问题,更与政治和文化等方面的矛盾交织在一起——尽管复杂,但是,两者共同利益的部分远远大于分歧。

在对外上,当下的矛盾集中体现为国企和外企的准入地位问题;在对内上,则为国企和民企的相对地位问题。最终,所有的问题都归结为,国企、民企和外企相对地位的问题——还有哪些领域能继续对民企和外资开放?最终,改革和开放两条大河又汇集到一起。尽管未来的道路充满艰难险阻和重重迷雾,一如1978年,但是,过去40年的成功经验告诉我们,越开放越拥有广阔天地

1992年年初,邓小平视察南方,谈到自己在改革开放中的地位和作用时,他说了一句简短而又掷地有声的话,我的主要用处就是不动摇。

 

文/沧海一土狗

本文由 智慧外贸通 作者:阿蛛 发表,文章内容系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 智慧外贸通 对观点赞同或支持。如需转载,请注明文章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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